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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文蔚回忆重回常州工作

白马茶馆 2026-10-11 07:45 评论 4 赞 39 原文

7.重回常州工作

在我回常州之前,省委找我谈了话,要把常州工作重点放到工厂和京沪铁路去,农村则以天宁寺佃户集中地区为主。总的精神是要争取震华电气厂、大纶纱厂、申新纱厂等几家规模较大的工厂发动群众起来罢工,同时组织天宁寺佃户起来清算它的浮收和进行抗租斗争。在京沪线的中段造成一个很大的罢工抗租斗争声势;同时,罢工起来后迅速占领电厂,切断京沪线上无锡、常州两大城市的供电,给国民党以沉重的打击。

管文蔚回忆重回常州工作


我虽因几次暴动失败而受了批评,省委对我还比较信任,仍将组织武装暴动任务交给我去承担。

我接受任务后,即回到常州,仍住玉梅桥的联络站。我找几位同志了解了一下我离开后一段时间内敌我情况,再召集开了一次县委会议,我传达了省委的指示精神,会议沉默了好一会儿,没有人发言。县委同志大多是本城人,罢工或暴动起来,就可能有家破人亡的危险。去年宜兴、无锡、江阴等地暴动的失败,牺牲了很多同志,这教训在他们内心尚颤抖着,余悸未已。我的传达使他们惊住了,我深知他们的内心苦痛,一个共产党员真正做到为党的利益去牺牲个人的一切,是严重的考验。我看大家不肯发表意见,就说罢工和暴动,虽属省委的战略目标,但要做到这一点,是要靠我们平时的刻苦细致的工作,去创造罢工的条件。我们必须努力去工作,并不是要我们明夭就去领导罢工或暴动。这一点希望同志们不要误会,请大家尽量发表意见。

“我认为组织要进一步隐蔽,不能轻举妄动。”王听楼开始说,“省委的要求,我同意,”他有点“口吃”,接着说,“不过一定要等待适当的时机,一定要·一我们才能有大的行动,不能冒冒失失。无锡、宜兴、江阴、金坛这些地方的暴动都失败了,死了那么许多同志,这个教训,我们一定应很好记取,不能把多年积聚的力量毁于一旦。”

“我们这些人家小都在城里,暴动起来,许多实际问题不好解决……”

几个同志发表了不少意见,总的倾向是搞罢工斗争是可以的,搞暴动是不赞成的,但不肯公开反对,只说暴动的条件不成熟,我们现应进一步隐蔽精干,扎扎实实地做工作,待将来机会到来时再说。“机会”在我脑子里闪过这两个可怕的字眼,因我已被怀疑是机会主义的嫌疑分子,如果采取这个方针去工作,那末,不是机会主义也是机会主义了,但我又不能反驳他们,他们这些意见,基本上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而此时此地只好做到心中有数,默默地放进肚子里。

“机会主义”这个概念,说不清楚。但省委的指示精神我必须贯彻,今天说不服大家,只好以后再说,今天只谈谈具体分工问题就结束。

从这次会议后,我思想上很着急,如要贯彻省委指示精神,必须到工厂到农村去把实际情况摸清楚,否则很难做决定。

当时,我们县委有三个完全脱产干部:我、王峰亚、蒋何畏,两个半脱产的干部:缪国生和丁振环。省委每月给一百多元伙食和活动经费,全部在内,财政情况比过去好多了。因之我们暂不需要象镇江那样去拎篮子做小生意或到铁路上当道班工了,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跑工厂、铁路和学校。

我们经常化装成工人到几个大工厂去找工人作无形的调查研究,了解工人的迫切要求,不断地去组织一些不易暴露自己的小斗争。

我也常去前黄乡下。前黄这个地方是我们在东南乡的活动中心。党支部设在前黄公学里,支部书记是陈枕白。他的爱人傅一星也是党员。夫妇两人同在一校工作。这所学校是杨锡类、杨墨斋所办。校本部设在杨家祠堂,有教员六、七人。西街头的三近书院,是前黄公学的分部,有教员二、三人。后街还有一所景德寺小学,也有教员二、三人。三处合在一起,通常都有十几个人,半数为党员。学生中有共青团员三、四十人,都是些高年级的大年龄学生。杨锡类,原名光侍,他原在无锡教书,一九二五年曾发起组织无锡小学教师联合会。同年九月,中共无锡独立支部成立,他任独支书记。北伐军到常州时,杨锡类出任武进县公安局长。常州“四·一四”事变时,他与蒋何畏同去武汉。由于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来信,县政府撤销了对杨锡类的通缉令。他又回苏南,活动于锡常之间。

杨锡类的家族是前黄镇一带的大姓,历史上有不少人曾在朝廷中做大官,是一股很大的地方势力。杨锡类本人在当地也颇有名望,一般人不敢轻易动他。因此,前黄公学便成了我们党的一个较好的秘密机关,西边的施家祠堂则成了我党宣传材料的印刷所。宜兴暴动失败后,宗益寿等曾在此得到掩护。挥逸群、王峰亚、挥玉堂、蒋何畏、李文等,也曾在此以教师工作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杨锡类家在前黄有田产一百多亩,充作学校活动经费。因此,这里成了武进东南乡农民运动的指挥基地。

我下乡也常在前黄公学落脚,到周围一些地方去活动活动,开开会,了解一些情况。

前黄镇本身农民的力量虽不算太强,但周围的谭庄、都家桥等地的农民大多是天宁寺的佃户。天宁寺的田租很重,麦子每亩收三、五十斤,稻子每亩收一百几十斤,而且用大斗大秤,每百斤地租,额外还要多收二十来斤。佃户交不满租,则翻缸倒罐,连种子都强行取走。因此,这一带的佃户对天宁寺和尚恨毒切骨,普遍有减租的迫切要求。他们与天宁寺和尚已斗了两三年,收效还是不大。我们去加强对他们的领导,一般的佃户均非常欢迎。然而,当我在党的会议上传达省委的指示,谈到要搞枪,组织武装,准备暴动等间题时,他们的神色也非常紧张。他们都听到过邻县暴动失败的消息。

“这时暴动,危险哪i搞搞减租减息是可以的,暴动一定要失败,不能搞。”这是大多数人的意见。

他们告诉我:几个月前,在我们党领导下,周如乔、朱杰等人组织了二百多人,在族孝乡西庙开会,准备暴动。这事被国民党当局侦察到了,敌人一得到情报,就派警察和商团下乡镇压。敌人包围了小园巢。周如乔、朱杰等突围出来,藏在朱杰家里的暴动宣传品和农民协会花名册等等均被搜查出来。敌人还抓走了俞桂根、俞家锡等四人,下落不明。武进过去没有搞过武装暴动,一直比较平稳,因此这事对他们印象很深。

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这半年来武进周围地区由于跟武装暴动有关的事情而牺牲或被捕的同志很多,如金坛白塔桥的潘洪仁等,江阴周庄红军游击队干部葛玉怀、陈宗全等,长寿、祝扩一带的朱其连等,沙洲农暴骨干蔡小书等,常熟里仁区委负责人赵守诚等,大多均付出了血的代价。

根据这种情况,我和蒋何畏商量(蒋当时系县委农运部长),为了贯彻省委指示,必须先把这一带的组织整顿一下。于是就调整了东南区委,让徐炳全任区委书记,同时组织了东南乡清算天宁寺浮收田租佃户联合委员会,以加强这一地区抗租斗争的领导。

都家桥支部书记是小学教师周华,都家桥小学里的四位老师都是共产党员。这所学校完全是民办的,周华他们几位老师自己边种地,边教学,边干革命工作,靠种地所得养活自己。全校共有一、二百学生。周华他们几个人思想比较好,且家口均不在本地,无所忌惮,都赞成暴动,其中个别同志特别表现兴奋。这也是很符合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的。我在这所小学里住了十来天,和周华他们谈得很投机。

我到一个地方,换一个化名,以迷惑敌人的侦探。装束也因时因地而变化。到学校,穿长衫,戴眼镜;到农村,短衫裤,腰里束根腰带,头上戴顶旧草帽;到工厂,则是一身油腻腻的工人打扮。这种办法可以使敌人对我捉摸不定。

武进县当时在京沪线上党的工作基础是比较好的,活动起来比较方便。我跑了东南乡,又跑西北乡。西北乡土地贫痔,农民生活的困苦情况,比之水网地带的东南乡更甚。那地方东西与江阴毗邻,西边与丹阳衔接。茅学勤等同志自一九二七年秋冬以来,即在武澄、武丹交界处搞武装活动。我到西北乡之前不久,江南红军游击队江阴西区支队负责人高大生、高小生还曾率领部分武装活动于龙虎扩北贤庄一带,在群众中有相当的影响。

西夏墅镇上,党员同志大多是服务行业的雇员。有一次,支部书记带我到馆子里吃饭,我发现送上来的菜里油水很足,虾米很多,收钱却很少,心里觉得奇怪。走出店堂,我问那支部书记:“那大师傅跟你很熟,是不是党员?”支部书记含笑点了点头说:“是的。”我才恍然大悟。秘密工作时期,同志之间表达感情的方式也真别致,不用语言,不用握手、拥抱,却把情谊寄托在这炒菜的油水和虾米上。

我在农村,前前后后跑了一个多月,连马家寨等处都跑到了。

这时,我们接到省委三月中旬发来的《关于职工运动与工会工作的正确路线》的通告,严厉批评了过去党的组织放弃领导职工运动和工会工作的偏向,提出党的职工运动的路线是通过支部、党团等基层组织,大力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抓住工人群众的切身利害和目前最迫切的要求,发动群众进行斗争。

我急急忙忙地又回到城里,根据省委这一指示精神,召开了县委会议,把城市工厂和铁路工作,又进一步作了布置。从此以后,城市工作有了新的发展,城区的几个主要工厂,都有了组织,罢工一时还搞不起来,群众情绪不高,怕失业,加上黄色工会的破坏,开展斗争是不容易的。

王峰亚和王听楼负责工运,工作还比较积极,这是县委的得力干部。

我们经常向省委作报告,省委也经常派交通将指示文件等送来。时间已近五一国际劳动节。省委送来开展士兵运动问题给各特委、县委的指示信。要我们在国民党军队士兵群众中尽力发展党的组织,派工农分子或党员去当兵或担任军队其他职务,创造条件,发动士兵起来斗争。省委明确指出南京、上海、徐州、蚌埠、镇江是这一工作的重点。我们研究了省委的指示信,认为常州虽非省委指定的重点,也应该注意做好这项工作。因之我到大纶纱厂去动员几名党员或工人到国民党军队去当兵和当厂警,夺取厂里的枪支。工人同志没有一个肯去,这是我的空想,决定还是派一两专职干部去做兵运工作,在原有军队内部发展组织,从内部去开展斗争。派人进去当兵,不是不可以,只是要有一定的条件,否则是做不到的。

省委决定从五月一日至七日为赤色纪念周。要求常州也围绕五一国际劳动节、“五·三”济南惨案一周年、五四运动十周年、“五·五”马克思诞辰等,积极开展纪念活动。

省委还陆续发来了关于征调工人到红军中工作的决议和关于各级党委军事指导机关及军队中党的组织大纲等文件。这些指示,我们都一一贯彻了。赤色纪念周时,城里大街小巷我们贴了不少标语。乡下有些地方搞得更为火红。从前黄到殷薛,十一里路,一路上田里均插了三角形红绿小旗。我们还开了纪念会,规模不大,但情绪却很饱满热烈。

我们这些活动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注意,街上和要道口都密布、着便衣侦探。玉梅桥我也暂时不去,把它冷一冷。

省委接到我们的工作报告后,又指示我们说:你们有了这样的工作基础,就应该不失时机地转入实际行动—撒传单,要求增加工资、罢工、武装暴动。只有在这样的实际斗争中,才能锻炼和发展党的力量,才能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我研究省委的这个指示。想起以往的经验教训,只要我们这样工作大规模搞起来,组织就一定会遭到破坏,不少工厂就会有关闭的危险,大批工人就将受到失业的威胁。工人们最怕是失业。

失业之后,一家老小衣食无靠,当然不无后顾之虞。我回顾在镇江时那种斗争,实在幼稚可笑,没有给敌人多少打击,相反使自己同志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这情况在下面做实际工作的同志,都是很清楚的,工作经验是多么可贵,做领导工作的同志不深入到实际工作中,要不犯主观主义的毛病,是很少很少的。省委这一指示,县委研究后,决定看一看敌人的动静后再进一步布置。

五月中旬,何孟雄亲自来到常州视察工作。我把常州的工作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他听得很仔细,也问得很仔细。他说不久前曾去过徐州等地,对各地的情况作了比较深入的考察。结合各地的情况,对常州的工作提了些意见。何孟雄对实际工作具有很丰富的经验。

晚上,他跟我谈了一大堆问题,谈得很好,我们整整谈了一夜。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当然只是一些基本要点:对形势估计问题。他说,目前的形势,革命正处在低潮。不是来潮,更不是高潮。有人说现在已处在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夜,我看这不是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你只要看一看目前各地的暴动情况就清楚了。南昌暴动不是失败了吗?我们有十来万武装(实际上是三万余人),那么大的力量,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广州暴动不也失败了。我们的武装部队和工人赤卫队也不少哪,抵敌不住新军阀的进攻。湖南那边秋收起义,有武昌警卫团,还有工农武装,攻长沙,吃了亏,还有其它许多地方的暴动都失败了。在这许许多多的暴动中,我们党损失了无数优秀干部,大大损伤了党的元气。如果要在近期再组织这样规模的暴动,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了。这说明革命高潮暂时还不会到来,我们正处在革命的低潮。凭我们剩下的这一点力量,一意孤行,跟敌人硬拚下去,我们将有被彻底搞光的危险。李立三他们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说新军阀的统治已不能维持下去,把各地暴动失败的原因归之为领导者的无能,说他们是一批机会主义思想严重的同志,这是十分错误的。

当时何孟雄对外省区的暴动情况了解不很具体确切,实际上有些暴动是站住了脚,我对那些情况更不了解,信以为真。但他讲的基本内容是对的,革命形势确实是处在低潮。

何孟雄还说,对政治形势的估计还有一种观点,是认为“四·一二”事变后,资产阶级已夺取了政权,帝国主义已被打倒,封建地主分子大部已转为资本主义经营,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已经达到。

我们应该与资产阶级合作,搞议会斗争。待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人阶级有很大力量时,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真是闭着眼睛胡说八道。“四·一二”事变后,一切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并没有被触动,封建地主照样在残酷地剥削农民,所不同的只是旧军阀被打倒,新军阀又起来。我们能去与这些坏蛋一起搞什么议会斗争?这才是真正的机会主义,实际是一种叛变。

这方面,我完全同意何的看法。持这意见的当时主要是陈独秀等一批人,他们取消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党内已经流传说他们是取消派。

关于暴动问题,我说省委要我们发动群众起来抗租抗税走向暴动,建立武装,建立苏维埃,我们有很大的困难。我把白塔桥暴动的经过告诉他,并对他说:如果常州农民暴动一起来,敌人一定会从四面八方围攻,结果必然走无锡暴动、宜兴暴动的老路—以失败而告终。此路已经走不通,是不是还必须走下去?这样做对党有什么好处?你的意见怎样?

何孟雄不一般地反对暴动。他认为暴动一定要有条件,暴动起来,必须要有把握走向胜利才行。否则就要考虑目前的国内的情况,不能盲目地去搞暴动,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创造条件,等待时机成熟后,立即果断地进行暴动,象苏俄十月革命那样。天宁寺佃户的抗租抗税,一定要进行,而且一定要争取胜利。暴动还是暂时不搞为宜。

如果省委一定要搞,怎么办呢?

他说,我回去再向省委提意见。

关于罢工问题,我们也讨论了。他的意见很明朗,罢工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斗争的一种很好的形式,不仅今天应该用,而且将来也应该用。因为资本家是唯利是图的吸血鬼,他们是不会轻易答应工人的要求的,能压就压,能拖就尽量拖。非到万不得已时,他们才被迫答应工人的要求,统治阶级是和资本家一气的,对其不能存任何幻想。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方法,一般都是采用延长工时、加强劳动强度、降低工资。我们到厂里去工作,必须把厂里的种种剥削情况查清,用这些活生生的实际材料,向工人群众宣传,作用最大。还有,资本家为了要达到剥削的目的,必定要豢养一批狗腿子,如总管、工头等等。这批人对工人的压迫也很厉害。工人群众特别痛恨这批家伙。关于工头、搜身婆如何侮辱女工等等,都要弄清楚,要提工人普遍的最迫切的要求,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斗争要坚决,要有一批坚强的骨于分子,主要是C,P,和C,Y.的同志,依靠这些同志在斗争中把工会组织起来,由工会来公开出面领导斗争。

当然,斗争一起来,敌人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进行破坏,特别是资方会利用黄色工会来进行破坏。他们最毒辣的手段是收买领导斗争的积极分子。对这些同志,我们一定要事先做好充分的思想工作。对黄色工会,一定要揭露它的欺骗性。对工贼要毫不姑息地斗争,狠狠揭露他们的走狗性质。罢工也不宜轻易使用,一定要时机成熟。照目前常州工厂工人的情绪看来,不宜过早过高地提出罢工口号。对工人群众,切忌说空话。如果空话说多了,工人会说你在欺骗他们。不要随便贴标语、散传单,使敌人警觉起来,随时给我们打击。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吃过很多苦头,现在还有不少同志不愿改变这种方法。

关于工作方针问题,他谈得很多,主要是要我们积蓄力量,隐蔽地工作。他说,白色恐怖如此厉害,一些秘密工作的技术问题,也往往会变成严重的政治问题。

何孟雄谈到土地问题时,主张对富农与对地主一样,应该没收其土地。理由是中国富农的性质主要是封建性的,他们的前途是向地主方向发展,他们不会同情我们革命。

何当时这一看法只有部分是对的。他没有把地主和富农区别开来。后来毛泽东从革命策略上来加以区别对待,将其封建剥削部分主要放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去处理,这是正确的。

何孟雄是我很敬重的一位老同志。他的工作经验是很丰富的。他一九二0年就在北京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次年入党并参加过在柏林召开的少共国际大会。回国后任中共北京地委特派员等工作,搞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统战工作等等,很有经验。一九二七年冬,他作为中央江苏省委特派员去淮阴,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横沟寺暴动,并创建了中共淮阴特委。我初次见到他是在那年九月,"八·七”会议刚刚开过,他跟我谈话也是比较“左”的。当时他的话很合我胃口。白色恐怖那么严重,我们对敌人也非常忿恨,“左”的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后来,搞实际工作久了,经验逐渐丰富起来,慢慢地接受了许多教训,认识了许多问题,思想变化很快。

他分析问题很讲实际。他对时局的看法,与我们下面的同志认识基本相吻合。当时,通如地区的徐家瑾、徐海地区的陈资平(后叛变)、上海的一些同志和我,都很赞同他的观点。

何孟雄在常州召开了两次县委会议,对常州工作作了一般指示,基本表示满意。他没有表示对省委的指示持不同意见。当然,这是共产党员应遵守的纪律。他住了两、三天,就离开了。

以后,省委对常州的工运工作表示不满,说工作进展迟缓。我们根据省委的指示,作了检查,这方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于是,县委决定加强对城市工作的领导,除王峰亚、王听楼外,再加上缪国生等参加城区工作。经过努力,各小厂和学校,大多发展了党员,建立了支部。

六月初,孙中山的灵柩从北京移到南京紫金山麓安葬。蒋介石以确保孙中山灵枢南移安全为借口,向全国发出密令,在主要交通干线和城市实行戒严,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常州虽非灵柩经过之地,但因位于沪宁两大城市之间,也采取了行动。风声紧张,我们几个主要领导同志立即转移到前黄。

夏末秋初的一天下午,我从都家桥回来,当天要赶到安家舍去开会,思想上麻痹了一下,想从县政府那边穿过去,出北门走,路近一点,而且沿途有党的支部,可以落脚。我一个人急急匆匆走到大成街头上,离县政府还有一段路程。我一面走着,一面不时回过头去望望,看有没有尾巴。忽然,我发现有一个家伙在我屁股后面紧盯着,思想上立刻警觉起来,仔细一看,原来是曾在吕城的一个叛徒张某某。我早已听说这个叛徒在武进县政府当科员,想不到今天狭路相逢,被他盯上了。心生一计,决定吓他一下。

我突然站下来,右手把长衫一撩,显示我有手枪,作准备打击他的姿势,回头喝道:张某,你老实点,你再跟着我,我就先打死你。

我说话声音不高,却十分严厉。他看我右手伸进长衫内,认为我真的握着手枪,一下楞住了,慑慑懦懦地说:“管,管先生……,我不是盯梢……我是有事经过这里的……你不要误会……请先走。”

“你离远一点1”

他抖抖索索地站在那里,不敢再动。我回身疾走。常州的大街小巷,我已烂熟于心。哪里比较危险,哪里比较安全,我心里有数。几个弯子一转,就进了化龙巷内的项家弄。

项家弄是条死胡同,弄底是周静华家。周静华的父亲名叫周甘生,是读书人,工书法。辛亥革命时,曾任广西岑溪县知事,为人耿直,宦途失意,回归故乡,赋闲在家。他在常州有一定社会地位,而家庭经济状况逐年下降,在艰难竭撅中靠卖字维持生活。周静华与李文、程碗芳等原先都是常州芳晖中学的学生,参加共青团。

一九二七年秋天,恽逸群借债、卖田创办逸仙中学,就动员她们转学。周静华到了逸仙中学,担任学生会会长,组织文娱宣传队,演出《木兰从军》、《春回来了》和高尔基的《母亲》等戏,宣传革命。周静华的哥哥周至行、姐姐周静绮、弟弟周至言,当时都参加革命活动(周至行后在白色恐怖下脱党;周至言于一九四O年经恽逸群介绍去延安,进了红军大学,后在湖北武刚反顽斗争中牺牲),父母从不加以千涉。

周家住在项家弄底,地点比较僻静隐蔽。周静华的母亲待人和蔼,气量很大,对孩子们非常爱护。我们常瞒着她在她家召开一些会议,故对她家周围情况比较熟悉。

在这危急之时,转到周家敲门。正巧周静华在家,她听到敲门声很急,就赶出来开门,见我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忙问我出了什么事。我说被敌人盯上了,速将大门关好。她忙领我进屋,穿过老式平房,到了她家后园子里〕周家的园子隔壁是常州豪绅奚九如的小公馆的后花园。奚九如新造这公馆,安置他的小妾住的。他小妾的女儿和周静华是芳晖中学同学。周静华搬来梯子,让我爬过围墙,她也爬了过来。梯子由周静绮搬走。那时,奚九如家里静悄悄的,母女俩均不在家。周静华就带我从奚家的前门出去,经过婆罗巷拐到大树头。

周静华一直把我送过玉带桥。我回到南门外我的另一住处,将文件等收拾好。房东是小学教师,也是党员。我交待他一些事情,并说我有事外出,一时不能回来,东西请他照应,以防搜查。安排妥当,我即下乡,当晚赶到前黄陈枕白的学校里。我告诉他我在城里发生的事情。陈枕白说,你住在这里不会出问题的,明天派人进城打听情况。

次日,我们派的一位同志到玉梅桥沈菊神家打听周静华家里情况。据说张某见我进了项家弄,知道这是条死胡同,肯定我是藏匿在哪一家人家里,就赶紧去报告。县府派了几十名警察,把项家弄口封锁得死死的,然后从弄堂口开始,挨家挨户地搜查。搜到周静华家隔壁的姓冯的家里,翻箱倒柜,搜遍了还无影踪。张某就认定我是躲在周家。警察就用枪托捣门,周静绮只好开门。

大门一开,张某等一伙就涌了进去,责问周“为什么敲门不开?”

周静绮说:“我一人在家,知道你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如果是歹徒,开了门怎么办?”

张某听她话里有刺,很生气,把手一挥,招呼警察:“到里边搜!”

周静绮拦住他们,说:“你们想干什么?”

张某把头一昂:“哼!你窝藏共党要犯!”

周静绮还是不让搜查,说:“抓共产党?怎么抓到我们家里来?

我家是什么人家,你们去打听打听!”

张某搜不到人,只好将周静绮带回衙门。

周静绮被带到县里,关了一夜。周仁撰是常州名士。他弟弟仁镐又是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中央财政部当官,也算是孔祥熙手下的红人。第二天一早,全家赶到县政府找县长评理,一口咬定张某想敲他家竹杠,趁家长不在,带人到他家里抄家抓人,是犯法的,我们要向上控告。

县长朱葆儒是常州本地人,曾经留学法国。这人既老奸巨猾,又熟悉当地情况。他觉得此事比较棘手,没有一点证据,把一位名门闺秀抓到衙门里关了一宿,在当时社会上是一件非常不体面的事件,事情闹大了不好办。于是就装着事前一无所知,连连告罪,说赶紧送大小姐回府,这场风波就此结束。

常州出现我的行踪之后,敌人内部非常惊慌,在城区紧急搜查了三天,并派大批缉捕下乡侦查,从此我很难再进城去。

我在前黄公学,就在那里化装代课。

那天,我正在讲课,见校门口有两个人转来转去,就提前下课,叫陈枕白速去看看。

陈枕白和他妻子傅一星从从容容走到校门口,跟两个便衣打招呼,问有什么事情。

便衣说:“前天县里来电话,说发现了共产党,要我们这里也留意一下。”

“请进来坐坐吧,喝杯茶。”陈枕白故意招呼说。

“不了,不了,你们忙吧。”

我趁陈枕白与便衣纠缠的机会,出便门往都家桥去了。

七月中旬,胡里清(顾志鹤)来到常州。他一九二五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二六年去苏联学习,次年转党。他回国后被省委派来担任武进县委书记。我则以特委巡视员的身份继续留在常州,主要抓武进县委的工作。

顾志鹤来时,带来了省委的指示,为了纪念八一南昌暴动,省委常委已成立了“八一”行动委员会。徐锡根、顾作霖、陈鸿、李震i、徐大妹、罗登贤等人为委员。伍豪(周恩来的化名)、罗登贤等同志组成主席团,罗登贤为书记,行委要求我们在常州抓紧进行“赤色纪念日”活动和反对国民党反俄宣传。

我们那几年总是在“五一”、“八一”等纪念日搞大的行动,敌人已摸到了规律。事前就采取防范措施,千方百计搜捕我们的同志。

丹阳饵陵镇刘巷村我党秘密机关被破坏,陈作范当场牺牲。过了十来天,徐步庭又在丹阳前马村牺牲。我和丹阳的党组织关系比较密切,因而受到更大的威胁,无法进城活动。为了贯彻省行委的指示,我就与顾志鹤、王听楼等商量了行动方案,由他们在城里布置实施。

八月二日,他们将“赤色纪念日”的宣传标语到处张贴,连国民党常州县党部和市乡行政研究会的墙上也贴上了,围观的群众甚多。敌人发现,赶紧派人冲刷。王听楼等又将传单悄悄散发,有的通过邮寄,有的通过夜间派人塞进居民的门缝,有的在工厂区偷偷传递,影响不小,甚至国民党的县长、县党部书记长、公安局长的家里也发现了我们的宣传品。敌人非常恐慌。

评论 共 4 条 · 0.31s

直率孔雀EZ 2026-10-11 09:45
重要的革命历史阶段特定的地区党的活动非常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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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里下河 2026-10-12 19:29
珍贵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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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风946 2026-10-12 19:04
[玫瑰][玫瑰][玫瑰][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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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心声心语 2026-10-11 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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