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亿农民工“逆流”返乡，印证了毛主席60年前的判断：农村才是根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30115万人，首次突破3亿人，其中在户籍所在乡镇以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约1.80亿人，在本乡镇就业的本地农民工约1.21亿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年龄：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经升到43.3岁，50岁以上的占比达到32.0%，而这个比例在2011年还不到一成五。这组数字背后，是农民工群体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越来越多农民工返乡，印证了“农村是根”这句话。城市给了他们工作和收入，年纪大了、岗位少了，真正能接住他们的仍是老家的住房、土地和亲人。

要读懂这场“逆流”，得先回到这群人出发的地方。上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村出现大量富余劳动力，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第一代农民工大多“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

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沿海开放带动大规模用工需求，“民工潮”开始出现，每年春运期间，火车站人山人海的画面成了一个时代的符号。此后二十多年，是中国农民工规模急速扩张的时期。

这几亿人的青春，几乎就是中国经济起飞的燃料。城市建设和制造业扩张，背后都有他们的身影。

他们用汗水换来城市繁荣，却很少真正成为城市的一员。户籍、社保、住房和子女教育，让很多人始终处在“城里打工、回村养老”的状态。

经济下行或外部冲击来临时，返乡人数会明显增加。农村一次次成为庞大劳动力队伍的蓄水池。

这正是“农村是根”最朴素的含义。城市经济有起有落，工厂订单有多有少，可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让农民工在最坏的时候有一个可以退回去的地方。

很多国家在经济危机时会出现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和社会动荡，中国之所以能够平稳度过几次冲击，农村这个“稳定器”功不可没。这一轮的返乡和过去有一个明显不同：它不是短期的避险，而是长期的结构性变化。

一方面，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正在集中步入五六十岁，建筑业等行业对高龄工人的限制越来越严，许多地方规定超过一定年龄不得进入施工现场；另一方面，房地产调整让建筑工地明显减少，制造业的自动化和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也让沿海的用工需求发生了变化。

换句话说，这是一代人到了“下车”的年纪。他们年轻时离开农村是因为城里有活干、能挣钱，现在回去是因为体力跟不上、岗位不要人。

从个人命运看，这是一次带着几分无奈的回归；从国家发展看，这是城镇化进入新阶段之后必然出现的人口回流。新生代农民工的处境又不一样。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到很大比例。他们大多没有真正种过地，对城市更熟，对农村却越来越陌生。

户口在村里，生活和职业却在城里。能不能在县城或城市安顿下来，决定着城镇化下半场的成色。

父辈回乡，是叶落归根；他们回乡，更像是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能不能在县城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能不能在城乡之间安顿下来，决定的不只是几千万人的生活质量，也决定了中国城镇化下半场的成色。

但返乡的不只是老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中年人带着资金、技术和在城市积累的经验回到家乡创业。

有关部门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已超过一千三百万人，涉及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电商物流等多个领域。直播带货、农村电商让不少县城和村庄的农产品直接卖到了全国各地。

这一类返乡者，与其说是“退回去”，不如说是“走回去”。他们在城市里见过市场、学过管理、懂了互联网，再回到农村时，看到的已经不只是几亩地，而是一个可以经营的产业。

过去农村向城市输送劳动力，现在城市开始向农村输送人才和资本，这种双向流动，正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活水。

城市积累的技术、管理和电商经验回到县域以后，可能带动新的加工、物流和服务岗位。

许多返乡的农民工并没有回到村里，而是在县城买房、就业、送孩子上学，形成了“在县城生活、在村里有地”的新状态。国家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支持县城补齐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短板，引导产业向县域布局，正是顺应了这种变化。

2024年，国务院印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提出经过5年努力，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接近70%，并要求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让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农民工享有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

县城的崛起，某种程度上是给农民工找到了一个“中间站”。大城市留不下，村里又回不去，县城恰好提供了离家近、成本低、有一定公共服务的生活空间。

如果县域经济能够发展起来，有足够的就业岗位，那么大量农民工的回流，就会变成县域发展的人力红利，而不是负担。农村的底子也在变化。

农村道路、网络、供水、医保和农业机械化水平持续改善，返乡生活的基础条件已经和几十年前不同。

今天的农村，早已不是几十年前那个“出不去、回不来”的地方。路通了、网通了、医保有了，很多返乡者发现，老家的生活成本低、空气好、离亲人近，生活质量未必比在城里漂着差。

农村之所以能成为“根”，不只是因为那里有土地，更是因为国家这些年对农村持续不断的投入。当然，问题也很现实。

返乡农民工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不长，缴费档次偏低，2026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全国月最低标准提高至163元，各地实际标准有所不同，与城镇职工养老金仍有较大差距；农村的就业岗位有限，收入普遍低于城市；一些地方的村庄空心化、老龄化严重，医疗和养老服务跟不上。

这些问题提醒我们，“农村是根”不能只停留在情感层面。根要扎得稳，需要土壤肥沃。

如果农村没有产业、没有收入、没有像样的公共服务，返乡就可能变成一种被动的“退守”，而不是主动的“扎根”。让返乡的人有事做、有钱赚、有保障，才是这句话真正的落脚点。

政策真正要做的，是让返乡者有事做、有钱赚、有保障，也让愿意留城的人享有稳定的公共服务。

粮食安全靠农村，社会稳定靠农村，经济遇到冲击时的回旋余地也在农村。无论城镇化率提高到多少，十四亿人的饭碗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这决定了农村在中国的分量永远不会轻。

一些国家在快速城市化中形成大规模贫民区，中国保留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为进城失败的人留下了退路。

这条路走得慢一些，却给经济波动留下了回旋空间。

退路不能永远只是退路。理想状态是进得了城、也回得了乡，流动出于选择，而不是无奈。

这需要户籍、社保、土地和县域产业协同推进。几亿农民工的命运，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发展史。

他们年轻时离开土地，把力气留在城市；年老时回到土地，把经验带回家乡。他们没有多少人被写进史书，可正是他们用一辈子的往返，撑起了这个国家几十年的奇迹。

今天谈“农村是根”，最该做的是让这些人老有所依、返有所业。他们为城市付出了青春，城市和国家理应在他们回乡之后，给他们一个体面、安稳的晚年，给他们的下一代一个更公平的起点。

根深才能叶茂，善待农民工，就是善待中国发展的根基。这份账，国家记着，历史也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