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葬师曾忠告：不办仪式、当天火化的一日丧，决定前先想好这3点

我叫徐明远，今年49岁，是一名殡葬师，在南方一座地级市的殡仪馆干了二十六年，从抬尸工做起，现在是遗体火化部的组长，也兼着礼仪服务的咨询台。这行有个说法，干我们这行的嘴上要有个把门的，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都得掂量。可我在咨询台坐了八年，有一句话我反复地讲，讲给那些匆匆忙忙走进来、说要办一日丧的家属听。这句话就是，一日丧不是不能办，但在你拍板之前，先想好三件事。哪三件，殡葬手册上没有，是我这些年一个案例一个案例攒出来的。今天我想把它们讲出来，不是为了劝谁，是想让做决定的人，把眼睛睁开了再签单。

先说什么叫一日丧。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家属走进殡仪馆，提的要求都是一样的：不设灵堂，不办仪式，不通知亲友，上午办手续，下午火化，骨灰当天带走，全部流程压缩在二十四小时以内。他们管这个叫简化，叫不给别人添麻烦，叫让逝者安安静静地走。有的是子女在外地，请假只有三天；有的是两代人不和，谁也不想见谁；有的是家里经济紧，怕一场丧事办下来掏空家底；还有一种最多，是老人自己生前留的话，说我走了以后一切从简，别搞那些虚的。从简这两个字，在遗嘱里写着，轻飘飘的。可我干这行二十六年，看着这对简字底下压着的东西，一次比一次沉。

我要讲的第一件事，发生在七年前，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那是个周二上午，来办手续的是个四十岁上下的男人，姓沈，深圳一家公司的中层，父亲凌晨在医院走的，肺癌，拖了两年，算是早有准备。他进门就把材料往台子上一放，说：师傅，什么都不要，最快的流程，今天下午能烧吗。我按程序问了一遍，有没有直系亲属需要确认，他说母亲前几年走了，就他一个儿子，配偶离了，有个女儿在国外，赶不回来，电话里都同意了。手续齐的。我给他排了下午三点的火化炉。按规矩，火化前有个最后的瞻仰环节，就是开炉之前，让家属隔着告别室的玻璃看最后一眼，签个字。这个环节是可以免的，很多人免了，我不勉强。但那天沈先生没免，他说他想看一眼。

下午三点，遗体从冷藏间推出来，妆是我们化妆师早上化的，老人走的时候瘦得脱了形，化妆师尽力了，但也就是让它不那么吓人。沈先生站在告别室，隔着玻璃看了大概一分钟，然后做了一个动作。他伸手去摸自己的手机，掏出来一半，又停住了，塞了回去。我站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火化进行到一半，他到休息室找我抽烟，抽到第二根的时候他忽然说：师傅，我刚才差一点给我女儿拨视频。我说为什么没拨。他说，她在国外，我说让她别回来，烧完了我把骨灰带过去，清明假期她回来，我们再把事情办了。我说那不挺好。他吸了一大口烟，半天没说话，最后说了一句让我记到今天的话：师傅，视频里看，和我现在站在这儿看，不是一回事。她爸她爷爷，隔着玻璃那一眼，我在旁边拿手机比划了一下，觉得拍出来也是那种隔着玻璃的一眼。可是我知道，不是一回事。有些东西，屏幕里传不过去。

那天他走的时候，骨灰盒拎在手里，回头跟我说：师傅，谢谢你没催我。我说我没资格催谁。但那天下班，我在本子上写下第一行字：一日丧，第一要想的，是这个人走了以后，还有谁需要跟他说一声再见。这不是给逝者的，是给活着的人的。逝者已经不知道了，可活着的人欠下的这一声再见，是会记账的。沈先生的女儿，后来清明回来，我们这儿按规矩骨灰已经下葬了，她没能看上最后一眼。听沈先生说，姑娘在坟前没怎么哭，回家路上在车里哭了四十分钟，说的一句话是，爸，你替我做了决定，可那是我的爷爷。沈先生说他当时坐在驾驶座上，一句话也接不上。他说他不是做错了，程序全对，他只是替别人做了一件只能本人自己做主的事。告别这件事，不能代理，不能补办，过了那一炉，就是永远没有了。

第二件事，我想讲讲仪式。很多人跟我说，仪式是虚的，是给活人看的，是面子。我干这行的，见过的仪式比我吃过的饭多，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一句，对，仪式确实是给活人看的，正因为是给活人看的，它才是有用的。人心里有些东西，是需要一个形式来落地的。空讲道理没有用，我讲个例子。前年冬天，一位老太太走了，九十一岁，儿女都是知识分子，儿子是工程师，女儿是大学老师，兄妹俩来办手续的时候非常理性，条理清楚，说母亲生前留下书面遗嘱，一切从简，不办仪式，当天火化，骨灰撒进江里，连骨灰盒都不要。我看了遗嘱，确实是老太太亲笔，写得通情达理，说人生一世，来去干净，不希望儿女为她的身后事操办，把钱留给自己过日子。

流程走完，下午四点多，江边有个撒灰的环节，环保规定要在指定地点，家属可以到场。兄妹俩去了，我陪着，按规定我们的人操作，家属在旁边。撒完往回走的时候，妹妹忽然站住了，站在江堤上，问我：师傅，就这样了？我说就这样了。她又问：那我以后，清明去哪儿？我一时没答上来。她哥在旁边说，去江边走走，妈不是说过嘛，她在江里。妹妹没接话，走了几步，忽然蹲在江堤上哭起来了。哭得非常突然，也非常凶。她哥站在旁边，手足无措，工程师，一辈子解决问题的人，那一刻没有任何方案可以执行。我递了纸巾，在旁边等。后来她跟我说了一段话。她说：师傅，我不是舍不得钱，也不是非要办给谁看。我是直到刚才这一刻才发现，我妈没有了。医院里我天天陪着，我没哭，办手续我看得很清楚，我没哭，火化的时候我坐在车里，我也没哭。我一直以为我是坚强，是理性，是我妈的好女儿。刚才撒完了，往回走，我脑子里忽然冒出来一句话，我说妈我走了，然后没有人应我。从今天起，我做任何事，都没有一个妈可以汇报了，可是我连一个说这句话的机会都没有给她。仪式是干什么的？师傅，仪式就是给我一个地方，一个时间，让我正儿八经地对着她，把这些话说出来。我什么都简化了，我把告别的机会一起简化掉了。

她哥哥后来跟我说，老太太的遗嘱他们没执行错，但他们兄妹自己，其实在签字之前，谁都没有认真想过，他们两个人需不需要一个环节停下来，跟母亲正式地分开。葬礼在很多人眼里是办给亲友的，是收份子的，是摆酒的。我不否认有的是。但我见得更多的，是葬礼替家属造了一个结界，那三天，你哭是应该的，你什么都不干是应该的，所有人围着你转，你被允许悲伤。一日丧把这个结界拆了，你上午还在办手续，下午你就得拎着骨灰盒想停车费在哪里交，晚上你就得琢磨明天上班的地铁几号线。悲伤没有地方放，它不会消失，它只会改道，改到三个月后你在超市里看见一盒老人家爱吃的桃酥的时候，在马路牙子上哭得站不起来。这不是吓唬人，我们这行有句老话，眼泪是记账的，现场不结，后头连本带利。所以第二个要想清楚的是，不办仪式省下来的那几天，你打算把悲伤安置在哪儿，安置不好，它自己会找地方，那个地方往往更疼。

第三件事，最不好讲，因为它牵扯的是别人，是那些没有被通知的人。一日丧最常见的理由是不给别人添麻烦。可我坐在咨询台这八年，处理过十几起因为一日丧闹出的家庭纠纷，起头几乎一模一样：老人走了，主持的子女当天火化，一切办完，再打电话通知亲戚，本意是体谅大家，结果电话那头的姑姑、舅舅、堂兄弟，炸了。你猜不到人会为什么翻脸。有一个案例我印象最深，一个姑娘，独生女，母亲走了，她按母亲遗愿当天火化，没通知任何人，然后给姨妈打电话报丧。她姨妈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问了一句：她走的时候，你在跟前？姑娘说在。姨妈说：医院下了病危那天，你没跟我说。姑娘说，我妈说不告诉。姨妈挂了电话，从那以后再没跟她来往。姑娘后来又来过我们馆里一次，办她父亲的寿穴，跟我说：师傅，我到现在都不觉得我做错了，我妈的遗愿我总得听吧。可我也明白了，姨妈生气的不是没见到最后一面，她生气的是，从她妹妹住院到火化，整整四天，她被当成一个局外人。我妈的遗愿里没有这一条，这一条是我自己加的，是我怕麻烦，我把怕麻烦包装成了听妈妈的话。

我听完只跟她讲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也是我给每一个咨询台家属讲的第三点：一日丧的决定权，你以为是逝者的，其实有一半在活人手里。逝者说一切从简，简的是规模，是排场，是酒席和纸扎，很少有逝者的本意是连亲兄弟最后一面都不见。可主持丧事的子女，替他见了这个面，替他做了这个主，人情账就记在了活人名下。我们中国人这个社会，是靠人情织起来的，红白事是这张网上最重要的结，你把这个结剪了，说这结是虚的，可网认这个结。我不是说要为了这张网去大操大办，我的意思恰恰相反，通知和办仪式是两回事。你完全可以不办仪式，但通知要通知到位，给那些真正相关的人一个选择的机会，来不来是他们的事，给不给这个机会是你的事。选择权交出去了，责任就不在你身上了，这是最省事的省事，比不通知省得多。

讲了这三件事，我还是要说明白，我不是反对一日丧。恰恰相反，我是这行里最早支持简化的人。二十六年前我入行那会儿，丧事动辄七天，停灵、做法事、摆流水席，一场丧事办下来，家属脱一层皮，有的人家真就办穷了。这些年移风易俗，简办是大方向，对的方向。我在咨询台，见过太多家属，是真心想简办的，是老人遗嘱写得明明白白的，是家里的确困难、确实远亲少、确实商量一致的，那样的家属，我一路绿灯，办得又快又体面。我从来只做一件事，就是在他们签字之前，把那三个问题问出口：第一，还有谁欠他一声再见，这个人知不知道，来得及来不及；第二，你们自己的悲伤，打算安放在哪儿，有没有一个正式说再见的时刻；第三，有没有人被这个决定划到了圈外，他们能不能接受，你们的亲情承不承受得起。三个问题都答得踏实，那这个一日丧，办得心安，我祝逝者一路走好。三个问题里有一个含糊，我就会请他们再坐一坐，哪怕就在我们咨询台这儿，把这半小时坐完。这半小时不收钱，可它是我干这行二十六年，最有成就感的半小时。

上个月我送走了我的师父，就是当年带我入行的那位老馆长，他退休十五年，八十三岁走的。他早就跟我交代过，遗愿清清楚楚，不办仪式，当天火化。可到了那一天，他儿子来找我办手续，我说慢着，我问你三个问题。他儿子愣了，说徐叔，我爸的遗嘱你比我还熟。我说遗嘱我熟，这三个问题他没写，得你自己答。第一个问题，他孙女在外地读高中，考试周，告不告诉她，给不给她回来见爷爷的机会。他儿子想了想，掏出电话，拨了，那孩子第二天早上就到了，在告别室隔着玻璃站了十分钟，出来的时候跟她爸说了一句话，说爸，谢谢你打给我，不然我一辈子都在想，我连爷爷的最后一面是自己放弃的都不知道。第二个问题，他儿子自己答的，他说他需要半个小时，最后守一守，就守在告别室里，跟老爷子说说这些年的事。第三个问题，他给他远在老家的堂姐打了电话，老太太说，你爸的遗嘱我尊重，我不去了，但是你打这个电话，我这个当姐姐的，心里落听了。三个问题问完，手续照旧，当天下午火化，还是一场一日丧。可我知道，这一场，是齐整的。老爷子炉前，我鞠了三个躬，我说师父，三个问题，我都替您问出去了。烧起来的时候，火很旺，那是我这二十六年见过的最干净的一场一日丧。

人这一辈子，最后一件大事，常常办得最仓促。我不求谁大操大办，我只求每个做决定的人，在签下那张简化单之前，把眼睛睁开，把那三个问题在心里过一遍。逝者已经什么都不需要了，需要交代的，从来都是我们这些留下来的人。把话说完，把泪流在应该流的地方，把该通知的人通知到，然后，再干干净净地走完这二十四小时。这样的简，才叫从简，不叫从缺。这是我这行干了二十六年，最想告诉你们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