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天安门不悬挂毛主席的照片,反倒要挂主席的画像?
天安门城楼上有个延续了五十多年的老规矩。国庆前的某个深夜,吊装师傅们会把挂了一整年的那幅主席像缓缓放下,再把画家新近画好的一幅稳稳挂上去。
等清早游客涌进广场,城楼正中已是一幅色泽饱满的新像。
很多人站在广场上抬头看的时候,心里会冒出一个问题。现在摄影技术这么发达,为什么不干脆挂一张放大的照片,非得每年请画家一笔一笔地画?
要弄明白这个问题,得先看看这幅画像是怎么来的。故事要从1949年秋天讲起。
天安门本身的来头就不小。它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当时叫承天门,是皇城的正门。
清朝顺治年间重修以后,改名叫天安门。几百年里,这座城门见过皇帝颁诏,也见过五四运动的学生呐喊。
1949年9月上旬,开国大典进入倒计时。中央美院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老师周令钊,被叫去领了一份差事,给天安门城楼画一幅领袖像。
新中国开张当天就要亮相的画,谁接手都得掂量掂量。
周令钊带着新婚的妻子陈若菊,还有几个学生,在城楼前搭起了脚手架。陈若菊是他在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的学生,夫妻俩一起爬上了城楼。
那年周令钊三十出头,已经是小有名气的画家,擅长画大幅的宣传画。抗战时期他就在演剧队里画过不少街头宣传画,画大画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可给天安门城楼画领袖像,这还是平生首次。
画像用的蓝本是一张黑白照片。据周令钊本人回忆,那是摄影家郑景康拍的。
要把一张小小的照片变成几米高的巨幅画像,靠的是打格子放大,一格一格地对照着画。
周令钊负责画面部,陈若菊负责画衣服。两个人每天天一亮就上城楼,一画就是十几个小时,饭都是带上去吃的。时间太紧了,谁也不敢耽误。
赶到9月30日晚上,画总算画完挂了上去,足有两层楼高。偏偏这时有领导同志来看了一眼,指出衣领没扣,大典那样的场合,扣上领口才显得郑重。
周令钊二话没说,又提着颜料桶爬上了脚手架,连夜修改。画面下方原本还有几个字,也被认为放在这里不太合适,一并涂掉了。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隆重举行。礼炮声中,周令钊站在人群里,看着自己亲手画的画像高悬在城楼正中,心里的激动没法用语言形容。
那一天,广场上聚集了三十万军民。城楼上的画像、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震天的礼炮声,组成了新中国诞生时最难忘的画面。
很多亲历者后来回忆起那一刻,都说这辈子忘不了。
这只是开头。此后几十年里,天安门城楼的领袖像几经更换,先后有好几位画家执笔,画像也换过好几个版本。
城楼的样子也有过变化。1969年12月15日,天安门城楼开始重建,1970年4月初竣工。重建工程基本保留了原有建筑的外观和结构布局。测量数据显示,新城楼比重建前高出约87厘米,实际上是恢复了原有设计高度。
画像挂在城楼正中的位置,则一直没有变过。
我们今天在城楼上看到的样式,定型于1967年国庆。执笔的是北京市美术公司的王国栋,他让画中人正面直视前方,于是广场上不管站在哪个角落,抬头都像在跟画像对视。
后来,接过画笔的是王国栋的徒弟葛小光。从1977年起,葛小光画了几十年,城楼上的画像很多出自他的手笔。
师傅带徒弟,一笔一画地教,从调色到起稿,从面部的结构到衣纹的走向,都有讲究。这门手艺就这样在画家之间一代代传了下来。
这幅像的块头相当惊人,光画面就高六米、宽四米六,连框带画一点五吨上下。往城楼上挂,得动用起吊机械,十几个人前后照应,一点点找准位置。
画像两边,还挂着两条标语,左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右边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画像、标语、城楼、国徽,组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天安门。
一年一换,是被天气逼出来的。城楼正面朝南,夏天暴晒,冬天风沙,雨季还要挨淋,颜料一年下来就会发灰发暗。
要让它一直鲜亮,只能年年画新的。
换像一般选在深夜或者凌晨进行。这时候广场上人少,不影响游客参观,也方便吊装作业。
等到天亮,人们看到的就已经是一幅焕然一新的画像了。
换下来的旧画像也不浪费。画家会把旧画像处理一下,在处理过的画板上重新绘制,来年再挂上去。
这样一年一换,几十年下来,成了雷打不动的惯例。
为什么不用照片?我们细细琢磨,原因起码有好几层。
先说技术上的事。1949年那会儿,要把一张照片放大到6米高,根本做不到。
就算放出来,也会模糊得一塌糊涂,远看是一片灰。画像就不一样了,画家可以根据需要,把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清清楚楚。
再说耐久性。照片的相纸和显影材料怕光、怕潮、怕热,挂在室外用不了多久就会发黄变色。
油画颜料要耐久得多,画在专门处理过的画板上,经得起一年的风吹日晒。
还有一层,是看的角度。天安门城楼离广场上的观众很远,人站在广场上,是从下往上、从远处往近处看。
如果按照片原样放大,远远看过去,人物的比例和神态反而会变形。
画家作画的时候,会专门考虑这种观看距离和角度,对五官的比例、光影的明暗做适当调整。这样无论你站在广场哪个位置,看到的画像都显得端正、协调、有精神。
更重要的一层,是画像能表达照片表达不出来的东西。照片记录的是某一瞬间的样子,可能刚好眨了眼,可能光线不理想,可能表情不够自然。
画家作画,是在吃透人物精神气质的基础上进行创作。葛小光就讲过类似的意思,画像要追求的是形似,更是神似,要把人物的气度和神韵画出来。这是照片很难做到的。
画领袖像,在画家眼里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每一笔颜色的深浅,每一处光影的过渡,都要反复推敲。
画家心里装着的,是对历史的敬重,也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感情。
画这么大的画,跟在画室里画小画完全是两码事。画家要在高高的画架前爬上爬下,近处画一笔,还要退到远处看一眼效果。
一张脸上的光影过渡,往往要反复修改很多遍才满意。
画像所在的天安门城楼,本身就是一座国家象征。城楼上的国徽,也是周令钊参与设计过的。
当年设计国徽时,他提出把一颗星改为五颗星,跟国旗保持一致,这个建议被采纳了。
去年5月到9月,为了迎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天安门城楼进行了一次全面维护检修。城楼上的国徽也按照新的国家标准重新安装,9月5日城楼重新对公众开放。
周令钊老人在2023年1月去世,享年104岁。他这一辈子画过很多作品,参与过国徽、人民币等设计工作,可人们提起他,最先想到的还是1949年秋天城楼上那幅画像。
从开国大典到一次次国庆庆典,这幅像一直在城楼上看着广场的变迁。长安街越修越宽,广场两侧的建筑一座座立起来,它也早就跟城楼、广场长成了一个整体。
很多外地游客到北京,都会特意来天安门广场,在城楼前拍一张照片。画像、城楼、国旗,连在一起,是很多中国人心里最熟悉的国家画面。
每天清晨的升旗仪式,广场上总是挤满了人。国旗升起的时候,人们一抬头,正好能看到城楼上的画像。
不少人专门从外地赶来,就为了亲眼看一看这个场面。
我们回过头看,为什么挂画像不挂照片,表面上是一个技术问题,背后其实是一份用心。画家们一年又一年地画,就是要让这幅画像永远保持最好的样子。
一幅画像,几代画家,一年一换,几十年如一日。这份坚持本身,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尊重。
每年国庆清晨,当新画像在朝阳下闪着光的时候,广场上的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国家对自己来路的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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