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游客在浙江点大闸蟹,以为367元一只点四只,上菜送来两大盒
广州游客在浙江点大闸蟹,以为367元一只点四只,上菜送来两大盒
我叫陈海生,今年四十二,在广州一家物流公司做仓库调度。老婆阿敏四十岁,在社区药店上班。女儿陈果十二岁,读初一。去年十月,我们一家去浙江玩,到了湖州,想吃顿大闸蟹。
我平时买东西爱看价签,花钱也爱掰着算。阿敏说我这毛病改不了,我说改不了就改不了,至少不会回家才发现买贵了。
那天我们住在南浔附近。晚上六点多,女儿在路边闻见蟹香,拉着阿敏往一家临河的店走。我跟在后面,想着点四只尝尝。没想到,进门后第一眼看见菜单上的价钱,我就停了下来。
菜单摆在收银台旁边。我看见“大闸蟹”,下面写着“367元”。旁边还有一张小照片,蟹装在红色纸盒里,字很小。我戴着老花镜才看清菜单,偏偏那几行小字没看。
店里一个穿蓝围裙的女人迎过来。她三十多岁,头发用抓夹夹着,手上有道浅浅的烫伤印。
“老板,这个367一只啊?”
“哎,是这个礼盒价。”
我又问:“我点四只,就是四只,对吧?”
她把菜单拿近了点,手指点了下价格旁边的小字。
“你先坐,我给你拿单子看。这个是盒装的。”
女儿已经坐下了,阿敏也把外套挂上椅背。我嫌站在门口挡路,就说:“行,先来四个。”
老板娘转身往后厨去了。阿敏抬头看我,压低声音问:“你看清没?”
“看了,三百六十七一只。四只一千四百多。”
“那你还点?”
“出来玩嘛,贵就贵点。给小孩尝一口。”
我心里其实肉疼。四只蟹,快赶上我半个月的油钱。可话已经说了,坐下再改口,我嫌难看。阿敏没再说什么,只把菜单往我这边推了推。
老板娘没一会儿又回来,手里拿着张纸单。她说:“哥,先说清楚啊,这个三百六十七是一盒,两只。你刚刚说四只,我按两盒给你记。要是你想点四盒,也可以。”
我听见“两只”,心里松了点。又听见“两盒”,才觉得有点不对劲。
“那就是四只,七百三十四?”
“对。”
“不是四只要一千四百六十八?”
她笑了一下,像是见惯了人问这个。
“不是,一盒两只。你点四只,就是两盒。”
我说:“那行,就按四只来。”
她拿笔在单子上划了两下。写完后,她没急着走,转身从柜台下拿出一张卡纸,指给我看上面的大小和斤两。
“这四只都是母蟹,差不多一只二两八。这个价里带礼盒,也有姜醋。”
“好,我知道了。”
“你要觉得贵,我给你换普通装。价钱会少点。”
“就这个吧。”
她这才去后厨。我低头看了看单子,四只、两盒,旁边写着“共734”。我用手机算了一遍,确实没错。阿敏拿筷子敲了敲桌沿,说:“你刚才问得跟要跟人吵架似的。”
“我怕没问清楚。”
女儿插话:“爸,你问得挺清楚。就是问了三遍。”
我瞪她一眼。她咧嘴笑,阿敏也跟着笑。气氛松下来,我才发现自己后背出了点汗。
最开始,老板娘确实挺周到。
她先送来一碟毛豆,盘子边压着两片姜。见女儿不吃姜,她又去柜台拿了只小碗,把姜醋分开装。
“这个先放着,不用蘸。”
女儿点点头,说:“谢谢阿姨。”
老板娘把筷子套拆开,没让孩子拿湿手去够纸巾。她还给我们搬了个小凳,搁在桌边放书包。那晚我们吃得不慢。蟹黄饱满,壳也好剥。女儿吃到蟹腿里的肉,眼睛都亮了。
结账时,老板娘把账单翻过来,让我看清楚两盒的数量。金额七百三十四,没有多收一分。她还提醒我礼盒要不要留着,带回住处可以放冰箱。
我说:“留着吧,明天还要去景区,拎着不方便。”
“那我给你把冰袋加厚些。”
她拿胶带封盒,手指利索得很。那时我觉得,这家店至少做事明白。老板娘说话快,脸上总有点急色,但没藏着掖着。
第二天一早,我去店里拿寄存在冰箱里的两盒蟹。老板娘正蹲在门口搬一筐塑料桶。她把手机夹在肩膀和耳朵中间,跟送货的人说:“今天那批先别送,路上堵,到了也摆不下。”
看见我,她腾出一只手,招呼我等一下。
“哥,冰袋还没换。我给你补两个。”
她把纸盒从冰箱里拿出来,又把里面的冰袋换成新的。我看她忙得满头汗,问了句:“你家就你一个人忙?”
“我弟在后厨。我老公白天去码头卸货,晚上才来帮忙。”
她拿剪刀剪开冰袋包装,低头说:“店里租金涨了,能省个人工就省个人工。我爸腿也不好,不能总让他来。”
这话听着不轻松。我接过盒子,跟她说:“那你慢点,别把手又烫着。”
她愣了一下,看了眼手背:“这个早好了。小事。”
事情从一张小票开始变味。
那天中午,我们在景区附近吃饭,才发现店里少给了一只蟹。两盒拆开,第一盒两只,第二盒只有一只。阿敏先看了一遍,我又把盒底的纸托拿出来,连姜醋袋都翻过了。
“是不是拿去冰箱的时候掉了?”阿敏问。
“纸盒封得好好的。”
“你先打电话问问。”
我拨了店里的号码。老板娘接得很快,背景里有锅盖响声。
“老板娘,昨天那两盒,少了一只。”
电话那边静了一下。
“不会吧,我明明装了四只。”
“我们拆出来只有三只。”
“你们是不是有一只先吃了?”
我听她这么说,心里不舒服。可我也没马上顶回去,只把盒子重新数了一遍。
“没有。你看我结账单,写的四只。”
“我这会儿忙,等一下查监控。”
她挂了电话。阿敏盯着我问:“你怎么不让她现在说清楚?”
“她说查监控,先等等。”
等了十几分钟,电话没来。我又打过去。老板娘接了,说监控角度被柜台挡住,看不到装盒。
“那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我真记得装了四只。你们那边再找找。”
“纸盒都拆完了,哪儿找?”
她叹了口气,声音压低:“哥,我现在两边都没证据。我也不能张嘴就退钱。”
我没再吵,只说:“那你查清楚再回我。”
她没回。我们把剩下那只蟹分给女儿吃,阿敏的筷子一直没伸过去。那顿午饭,她只吃了几口青菜。我没怪她,也没说自己早知道。
下午,我们回住处取行李。老板娘发来一条语音,说监控确实看不出盒里有几只。她愿意退一百块,当作“意思一下”。
我听完语音,拇指在手机屏幕上停了半天。
一百块不是大钱。可我不想拿个“意思一下”就算完。可我也知道,她不是故意要坑我。那张小票上明明写了四只,装盒时漏了一只,可能就是忙乱里出了差错。
我回她:“不用意思一下。你看完再说。”
又过了几分钟,她发来一条消息:“我也有难处。每天忙到半夜,哪件小事都记不牢。”
我看着那句话,火气反倒散了些。她确实不像撒谎。只是她不愿意承认自己可能记错了。
事情本来可以到这儿停住。
可傍晚我准备开车去高铁站时,阿敏发现行李箱里少了一个小袋子。里面装着女儿买的纪念章和两张车票。我把车停到路边,翻后备箱,怎么也没找着。
女儿急得眼圈发红:“爸,袋子是不是落店里了?”
我想起来,昨晚吃饭时,她把袋子放在椅子下面。老板娘当时帮我们搬凳子,还把书包挪到旁边。我没记得她拿过袋子。
我又给店里打电话。老板娘说没看见,让我等她找找。五分钟后,她打回来,说找到了,袋子在收银台后面。
“你们过来拿吧,我给你放好。”
我们把车开回店里。门口停着送菜的三轮车,后厨的人正往里面搬筐。老板娘从柜台后拿出袋子,递给女儿。
女儿说:“谢谢阿姨。”
老板娘摆摆手:“你们看好东西,别落了。”
我本来准备说声谢谢就走。她却把那张装蟹的订单翻了出来,手指压着“四只”两个字。
“你看,我记得没错。单子上是四只。”
“我没说你故意少给。”
她皱起眉:“那你一直说少了一只,我也难受啊。要是每个客人都说少了,我怎么做生意?”
我说:“我知道你忙。”
“我老公在外面干活,我爸看病花钱,店里还有几个伙计等着发工资。说到底,一百块我也不想白掏。”
她说这话时,眼睛往柜台里瞟了一眼。那里摊着几张供货单,红笔画了好几道。
我一下听懂了。她觉得只要没有证据,就不该认账。我也觉得只要盒子里少了,就不该让我咽下去。我们两个人都盯着自己那点理。
我问:“你准备一直按自己的记性算?”
她没说话,把单子又压平了。
女儿站在我身边,小声说:“爸,袋子拿到了,我们走吧。”
我点了点头。可那句“你们看好东西”让我胸口堵了一下。纪念章找到了,少掉的蟹还没个准话。她不是坏人。她只是把自己的难处放在了前头,把我们的委屈放在了后头。
我看着她,说:“你忙,我也忙。我没要你赔我一百块,我要你承认这只可能是你们装漏了。”
老板娘抿了抿嘴:“我真记得装了四只。”
“那就各算各的记性吧。”
我拿过袋子,转身往门口走。她没拦我,只在后面说:“哥,下次来湖州还来吃,给你算便宜点。”
我没回头。我知道她说这话,是想把场面收住。也知道她可能是真心想留个客人。可那晚我已经不想再坐回那张桌子了。
开车前,阿敏问我:“你真不让她退钱?”
“算了,钱不多。”
“那你憋着干什么?”
“我不憋了。我不想再跟她掰那只蟹。”
这句话说出来,我肩膀松了一点。不是因为事情解决了,是因为我决定不再让它拖着我们一家人的行程。
我们没去别的店找她理论,也没在网上写差评。我把车开到高铁站附近,给女儿买了瓶酸奶。她在后座捧着袋子,确认纪念章还在。
阿敏靠着车窗,看了会儿路灯。
“你刚才那句,挺像你。”
“哪句?”
“各算各的记性。”
我笑了一下:“我是在气头上说的。”
“气头上也没骂人。”
我没接话。七百多块不算小钱,四只蟹里少了一只,也不是我想计较到底。可我不想为了一百块,把一家人的晚上都耗在柜台边上。
回广州后,我把剩下那只蟹蒸了。女儿夹了一小块蟹黄,问我下次还去不去浙江。
“去啊。”
“还吃蟹吗?”
“吃。先把价钱看清楚。”
她笑了,拿筷子去夹蟹腿。我把桌上的姜醋往她面前推了推。
作品声明:以上生成为虚构故事,请勿与现实生活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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